邓演达20世纪20年代末寄自德国卡尔登送给彭泽民

农工党早期创始人之一彭泽民之子彭湛东收藏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是农工党早期创始人邓演达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德国卡尔登寄给彭泽民的。

这张照片在彭家珍藏了近80年，照片虽已发黄，但仍清晰可见年轻时期的邓演达英俊威武的形象。照片上还有邓演达的留言：“革命的孙中山主义同志们，要紧记着我们的任务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及压迫屠杀人民的军阀官僚豪绅，欺骗人民的政客，新旧士大夫；陷害中国人民的盲动工具主义者；我们的朋友是：劳苦的生产的平民大众！”落款处还有邓演达的签名。

邓演达生平去欧洲学习共有两次：一次是1925年初，另一次则是1928年夏。那么邓演达寄给彭老的这张照片是哪一次出国拍照的呢？从照片上的留言判断应该是第二次，那时的邓演达正在海外过着政治流亡的生活。

邓演达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黄埔军校初期，他担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由于为人正直刚毅、平易近人、严于律己，邓演达深得学生的敬佩和爱戴。

当时，蒋介石为了使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官兵形成对他个人的偶像崇拜，经常集合官兵进行所谓的“精神训话”。黄埔军校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是蒋介石的心腹，国民党的极右派分子，他在军校内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蒋介石则靠他把持校政。邓演达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动行径十分鄙视，对王柏龄之流的腐化堕落十分痛恨。

由于邓演达在黄埔军校中享有盛名，蒋介石对他深有疑忌，暗中指使王柏龄对他进行监视。蒋介石借口有人要排斥校长，千方百计要把他排挤出黄埔军校，诬称他和恽代英、张治中、高语罕为“黄埔四凶”。邓演达以革命大局为重，忍痛辞去军校职务，前往德国留学，攻读经济、政治等社会科学知识。他早就“渴望新鲜空气及美丽光明”，希望有出国进修的机会，待学有所成，“可以挺身以出，为国效力”。

1925年初，邓演达到达柏林后，与朱德、孙炳文、高语罕、章伯钧等共产党人经常在一起，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邓演达第二次前往海外学习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叛变革命。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积极宣传反蒋主张。6月下旬，邓演达曾两次登门向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进言，劝其坚持革命立场，不要动摇。汪精卫拒绝接受邓演达的劝告，要走反革命道路。邓演达打算抛开汪精卫等反动分子，与吴玉章、宋庆龄、彭泽民、陈友仁等酝酿改组国民党，组建新党，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由于汪精卫的破坏，邓演达的计划没有成功。这时，邓演达感到已无法挽回大革命失败的局面，于6月29日最后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6月30日，他毅然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的留别信，在信中坚决反对歪曲和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谴责蒋介石屠杀农工群众的罪行，并且谴责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

7月14日晚，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举行了“分共”会议，汪精卫等武汉反动分子即于15日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公然背叛革命，封闭了工人组织，压迫群众运动，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危机时刻，邓演达怀着沉痛的心情，秘密离开武汉，前往欧洲，开始他的流亡生活。

就在邓演达出走途中，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彭泽民和章伯钧等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彭泽民流亡到香港，悬壶行医。逃亡到香港的章伯钧住在彭泽民的家中，他们忧愤国事，决心继续革命。邓演达是1927年8月到达莫斯科的，于12月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柏林，至1929年9月离开柏林。这张老照片就是邓演达在德国近20个月的时间里拍照的。邓演达将照片寄给彭泽民，不仅是为了表达他反蒋报国的坚定信念与决心，也是为了勉励彭泽民等革命同志继续革命，同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集团斗争到底。（2016-08-11 第11版《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