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五大的贺词中所指出：中国农工民主党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1930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中央领导人带领广大成员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过了不断追求进步的光辉历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一大批农工党革命先驱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农工党为巩固人民政权、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农工党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成绩显著，作用独特，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历史充分证明，农工党不愧为与中国共产党和衷共济、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不愧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不愧为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在我国国内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反共步伐。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在失败的边缘。为了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继续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探索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5月邓演达与宋庆龄、彭泽民、谭平山等人交换意见，酝酿改组国民党，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继续领导国民革命。然而，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邓演达不得已秘密离开武汉，经西北到达苏联。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汪的反革命罪行，号召在孙中山精神指导下，团结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最后胜利。
　　在《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在国内因白色恐怖而陆续到达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和深明是非的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季方、郑太朴、朱蕴山、王枕心、李世璋、张申府、马哲民、邓初民等数十人，于1928年初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草拟了《党纲》和《政纲》，阐明了中华革命党的政治主张及斗争纲领。取该名的意义是，继承和发扬孙中山曾以中华革命党改组国民党努力复兴中国革命的精神。1928年3月，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办的旅馆里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他未回国之前，由谭平山代理。因外界未知具体情形，便主观揣测或恶意歪曲，称其为“第三党”。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按照“训令第一号”的计划，先后在上海、江西、北平、天津、四川、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未经正式成立的松散政治组织，由于组织基础薄弱，缺乏统一领导，使有些组织遭到国民党的摧残而陷于瓦解，加之上层领导人之间认识不一致，活动经费没有来源，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谭平山已不能应付这复杂而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开新的斗争局面，党内有的人纷纷要求邓演达回国主持工作。经章伯钧、朱蕴山等6人多次商议，决定劝谭平山暂时离休，请邓演达回国主持工作。中华革命党虽然只存在两年多，但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了组织基础。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即着手起草并主持讨论建立新党的政治纲领，筹备建立党的中央机构等问题。他白天潜居寓内研究革命问题，晚间则外出联络，讨论国内外形势，筹划建立组织，开展反蒋活动。邓演达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mdash;mdash;国民党，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他们多年来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这是可以大加运用的。此外，革命的历史传统是思想根源，是社会关系，也是政治渊源，这一连串的作用，也该加以运用，尽管是一时的，也不可轻视。因此“国民党”这块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大家同意定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邓演达首先致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而出，重上战场。”在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后，邓演达接着说：“今天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现在请大家起立，向孙中山先生以来的先烈们致敬!”一分钟默哀毕，邓演达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接着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mdash;mdash;《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会议选举出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丘哲、郭冠杰、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丘学训、陈启修、江董琴、肖秉章、丘萼华、潘震亚、詹显哲、杨逸棠、谢树英、万灿、罗任一、王枕心、杨树松、李毓九、邹兰甫等25人当选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决定了中央机关各职能部门的名称和负责人，有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民运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又增设了训练委员会。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在民主革命时期，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农工党曾几度易名，但都是以这个纲领作为基本纲领。按邓演达的高度概括，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邓演达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

　　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由章伯钧、彭泽民、彭泽湘主持，集中讨论了当时的形势，解决了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关于党的组织，会议认为，由于日本侵略者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因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是当前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革命政党的中心任务。因此，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以担负起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党名的改变，一是表明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二是适应革命的新形势，表明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三是照顾历史传统，还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会议选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彭泽湘、丘哲等19人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推举黄琪翔为总书记，彭泽湘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章伯钧为宣传委员会书记，丘哲为财务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为总务委员会书记，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以北平、上海、广州为据点，分别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大力恢复和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为适应抗战形势，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会议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确立了解委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临时行动纲领》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规定了解委会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提出了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确立“抗日、联共、反蒋”为解委会的总方针，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共产党参与了这次党纲的修改，执笔的是时任中共香港组织负责人廖承志，传递文稿的是时任中共太平洋交通网总联络人蔡福就。
　　以二干会议为历史转折，解委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干部会议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接着上海、南京沦陷，武汉成为国民党的临时政治中心，中共代表团和各党各派领导人都到了武汉，章伯钧、彭泽湘等人也于1937年底转移到了武汉。这期间，中国的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抗战与民主这两个问题展开。解委会看到国民党内的投降派散布亡国谬论，压制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而共产党却积极激发群众的抗日热忱，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从这一对比认中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该偏向共产党”。
　　为了加强与中共的合作，在抗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1938年2月，章伯钧、彭泽湘找到周恩来，代表解委会与周恩来、王明举行了会谈，双方回顾了过去两党之间的关系，一致表示，今后要密切合作，共同战斗。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共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使章伯钧、彭泽湘深受鼓舞，对今后必将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更具有信心。解委会明了中共“全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抗战方针，深感参加抗日战争“心里有底了”，为解委会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此后，两党的关系愈来愈密切。
　　会谈后，解委会为了统一认识，决定召开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一方面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研究今后的任务，另一方面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新形势，制定抗战时期解委会的纲领。1938年3月1日，解委会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在武汉汉口璇宫饭店召开。会议由章伯钧主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应邀参加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抗战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和解委会的任务，会议增补王一帆、王寄一、朱代杰、陈其瑗等6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使中央执委会委员增加到25人，并决定在黄琪翔总书记未公开履行职务之前，由章伯钧担任解委会的总联络人，主持解委会的工作。会议通过的《解委会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其核心内容是实行全民的全面抗战，坚持长期的持久抗战。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干部会议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引爆全面内战，民主建国无望，全国爱国民主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作出决策：以人民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1月，解委会为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预备会议，主要研究党的改名、党的纲领、党的路线和党今后的方针四大问题。关于党名，有的主张不改，有的主张改，会上提出了“工农民主党”、“平民党”“、中国民主党”等十多个名称。经反复讨论，定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依据是：根据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的基本精神，党多年来的奋斗都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主力军，工人是中国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必须把农民的革命要求与工人的最先进的革命意识和力量结合起来，作为整个革命的中心;农工民主与各被压迫阶层的民主是分不开的。农工民主不是农工民主专政，而是农民、工人与其他平民的联合民主，它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主革命。
　　1947年2月3日，解委会在上海正式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总结和高度评价了农工党的历史，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提出了新的方针和任务，强调党的政治路线自二干会议以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会议通过了《党务报告》，作出了党名由“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决议，并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党章》规定：“本党代表农工平民利益”，“本党任务，为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达成社会主义。”会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宣言》，指出：“吾人深信，中国社会主义实现必须经过民主政治之发展，今日中国人民急切需要者首在获得民主。”《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扶植下疯狂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会议决定扩大农工党的组织基础，同时加强与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合与合作，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指明了农工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斗争方向。
　　会议最后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选举章伯钧、黄琪翔、丘哲、郭冠杰、张云川、李伯球、王深林、李士豪、罗任一、杨清源、杨逸棠、郭则沉、庄明远、王一帆、严信民、何世琨、曾伟、杨子恒、连瑞琦、汤仁溥、季方、郭翘然、云应霖、黄农、黄朋豪等25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推章伯钧任主席，选举彭泽民、韩兆鹗、陈卓凡、唐午园、王寄一、欧阳平、杨建平、王人旋、李如苍、陈其瑗等10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彭泽民任监委主席。会议确定丘哲任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王一帆为副秘书长。
　　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一次“改造党、健全党、扩大党”的会议。会议后，农工民主党更加坚定地靠拢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组织武装，配合解放军开展军事活动，上百位党员壮烈牺牲。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布著名的“五一口号”后，农工党积极响应，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1949年1月，农工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从根本上决定了蒋家王朝败亡的命运。1948 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自9月起，农工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等陆续从香港进入东北解放 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其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开始逐步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到社会主义阶段，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农工民主党作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开始了新的里程。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确定新的努力方向，1949年11月14日至26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季方、郭则沉等99人。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文件；通过了《党 务报告》、《关于各级组织的决定》、《执监委员会会议组织规程》、《工作委员会组织规程》、《政治决议》和《五干会议宣言》；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3人、候补委员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人、候补委员3人。推举章伯钧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莅会作了重要讲话。
　　五干会议的《政治决议》明确规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政协《共同纲领》为全党的行动纲领。中央机关刊物是《学习通讯》，中央机关设在北京东城区方砖厂辛寺胡同14号。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

　　1951年，随着全国镇反运动的开展，农工民主党中央于2月发出指示，各级组织结合整党进行全面的清查工作。通过整党清查运动，广大成员在思想上有了提高，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工民主党的整党工作已经完成，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在新的形势下，五干会议 以来的党务工作需要总结，新的政治任务和发展组织的规划亟需确定。
　　1951 年11月2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季方、周谷城、徐彬如等82人。会议通过了《党务报 告》、《政治报告》、党的《章程》和《关于发展组织的决议》；决定合并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增选周谷城等为中央委员，新的六届中央委员33人，候补中委8人，推选章伯钧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副主席；决定在中委中推举15人组成中央执行局。
　　六干会议决定“以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作为本党当前的三大中心任务，并为完成三大中心任务而奋斗。”
　　六干会议之后，全党各级组织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和广泛经常的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坚持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在大中城市中发展组织。
　　1956年10月，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半月刊）出版创刊号，中央机关设在北京东城区鼓楼辛寺胡同1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