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演达即开始了坚决的反蒋斗争。１９３０年５月，他从欧洲秘密回到上海，８月间主持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和反蒋活动。到１９３１年上半年，邓演达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组织建设和起兵准备等方面，都已有一定规模，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极为忌恨，蒋介石派王柏龄到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密谋，侦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情况，并悬赏缉捕邓演达。
　　在险恶的形势下，同志们都为邓演达的安全担心。他们劝邓演达到日本或是香港暂避，但邓演达说：“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违背民意去寄帝国主义篱下？何况帝国主义者同蒋介石一样，到那里以后，他们对我即不明捕，也会暗杀的。”而且“指挥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国内不行。我们领导革命，不能只顾自己安全，让人家牺牲呀！”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海市干部会有个干部叫陈敬斋，江西人，学生时期便品质恶劣，生活腐化，绰号为“窑公子”。他在父亲去世后花光了家产，生活无着，便投机革命，于１９２８年春到上海加入了中华革命党（邓演达回国建党前由谭平山等倡议组党所用的名称），在派往南昌工作期间就有泄密之嫌。１９３１年４月，他在上海见到了邓演达，被安排在上海市干部会地下机关担任整理和分发文件的工作。到职以后，他经常叫喊家庭生活困难，闹着要补贴。邓演达曾亲自批给他第一次１００元，第二、三次各８０元。他还常在同志中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搞得机关矛盾重重，松松垮垮，与地下工作的要求极不适应。６月间，组织上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当时因是地下组织，轻易不处分干部，经再三考虑，决定调他去福建工作。起初他拒不接受，经多次动员、劝说都没有效果。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一个大转弯，表示愿意去福建，并要求走之前要见邓演达一面，听听指示。
　　实际上，这个灵魂龌龊的家伙，已经因为被停止工作而对邓演达怀恨在心。他觉得跟着邓演达没有什么前途，革命有什么意思，而且没有钱革什么命？不如另找出路。于是，他想到了出卖邓演达，到蒋介石那里邀功请赏。
　　８月３日，陈敬斋化名钟春岑，给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是第三党党员，邓演达已经回国，现正在上海活动，组织异党。如有需要于我者，请速派人前来联系，唯愿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掩护，并希能资助出洋。”他还写道：“接信后请用登报寻人的方式，定下接头地点。”发出信后，陈敬斋很担心一封平信是否能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便天天翻报纸，看有没有寻人启事。８月９日至１２日，上海《时事新报》上果然注刊登了“钟国昌启事”：“岑弟如晤，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办。父亲特着兄来沪寻弟，望于见报后即来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号与林品石君一晤为盼。兄昌白。”
　　陈敬斋见报后，赶紧按地址找去，见有五个陌生人在等候。其中一个穿西服的问他：“你是姓钟吗？”
　　“是。你们是什么人？”陈敬斋反问。
　　“我们是总司令派来的。邓演达在什么地方？”
　　“我还不知道，他很忙，听说不久要找我谈话，到时候就可以找到。”
　　“你怎么知道要找你谈话？”
　　“王忱心（陈敬斋的入党介绍人）告诉我的。”
　　“如果找到了，有你的好处。”
　　“给我５万块钱，我要出国留学。”
　　“只要事情办成了，留学、要钱，都可以办到。”
　　陈敬斋兴高采烈，以为这下子要时来运转了。过后，特务们又约他多次一起密谋策划，伺机行事。８月１５日，特务们预先拿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签发的逮捕邓演达、季方、罗任一等的“拘捕证”，并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及其各部门的地下机关都mdash;一侦察清楚，只等抓获邓演达便同时破坏。
　　在接到陈敬斋请求在去福建工作前与其见面的信后，邓演达向罗任一、王忱心等表示可以约他谈话，但时间和地点没有说定。
　　８月１７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二期，借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２０号任援道的私宅，由邓演达讲课。这是一次极为机密的活动，为慎重起见，邓演达在头一天夜间１１时即到愚园坊２０号住宿。１７日午后，罗任一奉邓演达之命，将陈敬斋带到静安寺（邓是让陈参加听课后再同他谈话），等着几个约定在此集合的学员到齐后，一起去听课地点。陈敬斋进入课堂后，便急着出去给特务报信。过了不久，他佯称肚子痛，要出去买包仁丹，邓演达批准他离开。出了门，负责盯梢他的几个特务急忙围上来问：“邓演达在里面吗？”陈敬斋答了一声“在”。特务们不再听他说什么，急忙让他上了汽车，送到闸北一个饭店，当夜又送他乘火车去了南京。
　　很快，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特务和静安寺巡捕房的中西捕探即一拥而至，将愚园坊２０号严密包围，包括邓演达在内的众多干部全部被捕。同时，设在上海各处的中央机关、总务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民运委员会及黄埔革命同学会等机构都被破坏。同年１１月２９日夜，蒋介石派侍卫长王世和带了几个卫士，将邓演达秘密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残酷杀害。
　　陈敬斋８月１８日到达南京，但特务机关并没有兑现送他出国留学的承诺，只给了几千元钱，陈敬斋无奈，回到江西景德镇。他在家龟缩了三个月，才逐渐抛头露面，与人合伙开了一个瓷窑，自产自销，重操家传的旧业。
　　邓演达被捕后，与罗任一关在一起。两人经分析，愚园坊这个地方从未暴露过，来开会的人又是临时约集的，事先都不知道，特务们何以来的如此准，又如此快？而在场的只有一个人漏网，就是陈敬斋。所以当时便判断出陈敬斋是个叛徒。
　　而陈敬斋作恶回乡之后，得知邓演达已被杀害，连同他创建的组织也遭到严重摧残，以为这下子“斩草除根”，自己能够平安无事了。但他哪里知道，邓演达的同志们一直牢记着这笔血债。１９３８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抗日救亡，已经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许多从华北、华东抗日前线撤退下来的党员，有一部分到了江西。他们满怀复仇之心，多方打听陈敬斋的下落，终于找到了熟知陈敬斋情况的向法宜。１９４７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向法宜在南昌被吸收入党。当时，国民党的败亡已经初见端倪，农工党江西省负责人何序东即对向法宜招呼道：“陈敬斋的事，可以干了。”但由于农工党当时的工作千头万绪，没有对陈采取行动。
　　全国解放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提出了“逮捕叛徒陈敬斋归案法办”的提案。在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的支持和帮助下，１９５０年３月初，农工党中央派陈其勋（江西人，曾和陈敬斋相识）带着公函到南昌，会同农工党江西省委，与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商定具体的逮捕方案，由江西省公安厅执行。３月７日，陈其勋和向法宜到达景德镇，同浮梁专区公安局共同作了逮捕陈敬斋的部署，行动非常机密迅速。８日上午，向法宜带了浮梁公安局两名便衣人员来到陈宅，一名公安人员单独进去后便看到陈敬斋，问他：“你是陈老板吗？”陈很爽快地回答：“我是，你有什么事？”“我想跟你做点生意，同你谈谈。”陈敬斋很高兴，连说：“好，好，请坐。”“不要坐了，我们还是到外面谈吧。”
　　陈敬斋毫无警觉，跟出门，边走边谈他的生意。一直谈到景德镇公安局门口，另一名跟在后面的公安人员走上前来，对他说：“进去吧！”此刻，陈敬斋才骤然明白过来，知道是报应到了，惊悸地说了声：“我没有什么话说。”低下脑袋。
　　陈敬斋被捕后，随即押到南昌，经过初审，他胡编了一套口供，真真假假，还企图恶意嫁祸于人，以减轻其罪责。后来解到北京，由最高人民检察署令北京人民检察署于１９５１年３月２２日向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提起公诉。经过三次审讯，到４月２３日下午，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季方、严信民、王一帆等应邀旁听。陈敬斋和原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邓警铭被押上法庭。陈敬斋对其叛党投敌、谋害邓演达等罪行供认不讳，并当面指出邓警铭敲诈过他２０００元。审判员最后问他：“陈敬斋，对你这个案子，你自己还有什么意见？”陈敬斋答：“我罪大恶极，听候政府处理。”４月２５日，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宣读了《军字第２４５号判决书》，判决：“陈敬斋，江西南昌人，５３岁。该犯变节投敌，勾结蒋匪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应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产没收。”然后押出法庭，执行枪决。
　　这个可耻的叛徒，作恶之后２０年，终于逃不掉人民的惩罚，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来源：《团结报》  作者：王勇   傅伟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