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争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定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一、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重庆谈判期间为民主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面对这一形势，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制定并采取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基本方针，以争取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解委会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黄琪翔以现役高级军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章伯钧9月14日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关于时局的谈话。指出：“现在全国局势，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民主建国大业，任重道远，经纬万端，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都将遭到国人之坚决反对。”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谈判，为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章伯钧提出：“坚决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
　　1945年11月初，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和王若飞邀集民主人士商讨如何动员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解委会积极行动，于11月12日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表明了反对内战的原则立场。《宣言》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中国内战，呼吁全国人民急起自救，须以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制止危害国家的内战。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全国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根据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切实解决有关问题。解委会对时局的主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二是渴望国共两党及全国各党各派和平建国。
　　1946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斗争的焦点是关于军队和政权问题。国民党鼓吹“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部分中间人士对蒋介石集团的阴谋认识不清，要求中共放下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解委会领导人踊跃撰文，指出“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绝难达到军队国家化的目的。国民党不取消一党专政，中央军还是中央军，仅片面要求共产党放下武器，国家化就是缴械给国民党。不仅共产党无法也不应放下武器，就是一切要求民主的党派和全国人民，也都不会同意共产党放下武器。”
　　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7月3日，蒋介石擅自决定11月召开国民大会。解委会当即发表《对召开国大的意见》，指出这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不是经过政治协商的国民大会，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伪国大召开以后，解委会负责人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国大不因中共和民盟之拒绝参加而如期召开，是为了lsquo;合法化rsquo;的独裁。我们决不再容有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假若有人要毁弃五项决议，那就是自掘坟墓。”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解委会与中共采取了一致行动，一是坚决反对，二是拒绝参加，继续同中共团结合作，为争取真和平民主而奋斗。

　　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解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前在上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预备会议。会上对党的名称和今后的路线问题争论激烈。关于党名，有的主张不改，有的主张改，会上提出了“工农民主党”“平民党”“中国民主党”等十来个名称。经反复讨论，定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根据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的基本精神，党多年来的奋斗都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主力军，工人是中国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必须把农民的革命要求与工人的最先进的革命意识和力量结合起来，作为整个革命的中心；农工民主与各被压迫阶层的民主是分不开的。农工民主不是农工民主专政，而是农民、工人与其他平民的联合民主，它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主革命。
　　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
　　四干会议总结了农工党的历史，规定了新的任务和方针，更改了党名，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加强和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根据四干会议精神，农工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1947年2月底，国民党强令中共驻南京、重庆、上海的代表全部撤退，随即进攻延安。农工党3月12日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蒋介石的这些举动，使“和谈之门，从此关闭，中华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今后将愈演愈烈”，战祸加深，危机四伏。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农工党提出了对时局的六项主张：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国共问题采取政治途径解决；要求保障人权，开放言论、结社自由，尊重在野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保障国权；要求政府即刻终止战时的经济统制政策，以全民命；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等，集中反映了农工党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
　　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前，周恩来与邓颖超假黄琪翔上海寓所，邀请了几十位各界知名人士聚会、话别，其中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大家心情很不平静：对抗战刚刚取得胜利，蒋介石却又蓄意发动内战，把全国人民又推向战火的灾难中，感到愤慨；对中共领导同志的离去则感到难过。在这次聚会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对胜利充满信心，与会的人士很受鼓舞。黄琪翔夫妇向周恩来敬酒说：“祝你们早日回来，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一定能再相聚。”
　　蒋介石集团在军事溃败的同时，加紧了对人民革命力量的迫害和镇压。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各地绑架、逮捕民主人士，农工党多人被捕。7月初，蒋介石又提出并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案”，随即在全国强化法西斯恐怖统治。农工党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更好地领导全党的反蒋斗争，于1947年7、8月间，连续向各地组织和党员干部发出了第一号、第二号《组织通告》，指出反动集团对人民与民主人士的疯狂镇压，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和危机，是最后的回光返照。告诫全体党员清醒估计形势，永远站在人民的前面。要求党员更密切地和群众结合，保全力量，健全机构，发展组织，加强工作。这些工作为广大党员迎接更艰苦的斗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农工党大力开展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工作，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壮大了组织。到1948年下半年，已在9个省的153个县城建立了组织。党员中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有很大比重。如上海市党员6000余人，其中工人占第一位，学生占第二位，农民占第三位。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党员中，农民占70％以上。

　　三、配合解放军开展军事斗争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决战，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9月，农工民主党中央在香港举行扩大会议，通过《政治决议》，号召全党在国统区放手发动人民参加革命的武装组织。为了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农工党在中共指导下加强了军事活动，在东南和西南一些地区运用自身的特点和社会关系，积极开展反蒋军事斗争。
　　

组织武装

　　在江西九江、德安等18个县、区建立了有4500多人、3000多支枪的部队，解放了修水、九江县城，全歼九江县的国民党武装，活捉县长和警察局长，农工党九江县干部于灿烈在战斗中壮烈殉难；在湘西建立了“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共3000余人，在共产党肖劲光、曹里槐的直接指挥下，在解放军113和117师的帮助合作下，同国民党军队经大小战役十余次，解放了湘西各县；广东有五支游击队，共有人枪2600余，与中共地方游击队密切配合，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到广东解放，农工党员黄桐华被中共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边区先遣支队司令员”；广西组织了百余人的“富川游击队”，进行抗兵抗粮斗争；浙江省在中共金萧支队、浙东第六支队的领导与帮助下，组织了游击武装约300余人，与当地的中共游击队协同作战；四川建立川北农民自卫军，与当地反动政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瓦解逃窜的国民党二警总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缴获步枪千余支，大炮10门和大批军用物资；安徽等地也都开展了武装斗争。
　　

破坏敌军

　　农工党员隐蔽在国统区，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军队中采取“抠出来”、“打进去”的办法，破坏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如：江苏江阴要塞炮台台长吴钟奇的任务是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农工党发展他入党，在解放军渡江的关键时刻率部起义。农工党员刘宗宽，大西南解放前夕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不久代理参谋长，大权在握。二野派人秘密住在刘家，他将国民党西南地区的部队情况，包括战斗序列、人员配备、军队素质、训练程度、武器装备、战斗能力、军队部署、指挥官特征等等，提供了详细情报，一有变动，随时报告。1949年春，南京、武汉、西安相继解放，四川已感到威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报准伪国防部，重新调整部署。刘宗宽借机将大批军队从川东地区调到川北，为解放军从川东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解放军从他特意留下的这个空隙入川，加速了重庆解放的进程。刘宗宽还向二野提供了蒋介石“保卫重庆决战”的绝密情报，并建议迅速解放贵州，截断国民党军队向云南撤退的后路。结果，不仅提前解放了西南，而且全歼了国民党最后聚积在四川的残余部队。在解放大西南的庆功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嘉奖刘宗宽：“解放西南第一功”。
　　

收集情报

　　配合解放军的进军作战。农工党协助中共搜集敌方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军的进军作战创造有利条件。隐蔽在国民党军事部门的党员收集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如“广州绥署”的兵力部署情况和作战计划，“国防部”的作战计划，南京市的城防工事地图和南京保密局特务名单与活动情况、国民党军令部1948年后备兵力统计、敌人封锁长江的通讯口令、长江江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报，国民党在复兴岛高级军事会议的决议等等。所有收集到的情报，都从香港及时地转给了共产党，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
　

　为国捐躯

　　在开展反蒋军事斗争中，许多农工党员英勇牺牲。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伟、上海市党部主委虞键、南京市党部委员刘启纶做策反工作时被捕，被敌人杀害。在上海牺牲的烈士还有：郭莽西、赵寿先、焦伯荣、郑显芝。在浙江牺牲的烈士有：边美棠、周永良、朱程、宋无畏、黄立本、屠泽民。农工党四川省党部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章培毅，在军事策反迎接解放活动中被捕；张孟晋受中共地下党指示，为支援华蓥山武装起义，到香港筹款，返渝后被捕。二人在重庆解放前夕，与同狱难友在渣滓洞被集体活活烧死，时年同为29岁。农工党西南地区组织工作负责人黎又霖，长期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在白公馆壮烈牺牲。
　

　四、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参加筹建新政协工作

　　响应“五一”口号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其中第五项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又致函李济深等，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意见。中共发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通电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同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对中共的号召“曷胜钦企”。6月，农工党又单独发表《对时局宣言》以示竭诚。从此，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积极参加新政协活动，讨论有关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各项问题，为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
　　在9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农工党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及政策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热忱地期待着新政协的召开，积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9至12月，农工党主要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丘哲等先后从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11月25日，中共代表与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就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达成一致协议。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参加新政协

　　农工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彭泽民、丘哲、季方等5人代表农工党，章伯钧代表民盟出席了会议，直接参与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人民政府的组建工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代表农工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0人：彭泽民、郭冠杰、李士豪、何世琨、杨逸棠、张云川、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杨子恒；候补代表2人：王一帆、李健生（女）；还有代表华东、华南、西北解放区的代表季方、李伯球、韩兆鹗等3人，特邀代表黄琪翔等出席会议。章伯钧、丘哲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会议。农工党的领导人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直接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实际工作。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章伯钧、郭冠杰分别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章伯钧、彭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彭泽民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章伯钧任交通部部长，季方任交通部副部长，梁希任林垦部部长。
　

　简要总结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加深的：由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到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工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努力探索富国兴邦的道路，历经艰难曲折，终于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民主党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农工党70多年走过的道路，是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逐步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是从爱国主义到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合作，不断前进的道路。农工党走上这条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是农工党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过程中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
　　刘延东环在庆祝农工民主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说：“中国农工民主党自1930年成立至今，走过了一条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形成了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80年来，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战斗，建立了深厚情谊和亲密合作关系。我们不会忘记，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一大批农工民主党的革命先驱，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民主党为巩固人民政权、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农工民主党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履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成绩显著，作用独特，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80年的光辉历程充分证明，农工民主党是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此，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及全体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共中央致农工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词说：“中国农工民主党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１９３０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中央领导人带领广大成员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过了不断追求进步的光辉历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一大批农工党革命先驱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农工党为巩固人民政权、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农工党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成绩显著，作用独特，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历史充分证明，农工党不愧为与中国共产党和衷共济、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不愧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不愧为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