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中国开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成为在国家政权中的合作，这就在中国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格局，为民主党派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中发挥作用

　　一、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

　　1949年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从香港迁到北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确定自己的前途，明确今后的任务”，1949年11月14日至26日，农工党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
　　“五干会议”中心任务是传达学习政协文件，讨论整理全国党务。章伯钧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总结了建党以来的主要成绩和教训。会议期间，一部分代表提出农工党应该“光荣结束”，理由是农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多数人不愿意取消组织，只是等待着最后做出“光荣结束”的决定。在关键时刻，共产党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周恩来于11月22日上午邀请章伯钧、彭泽民、季方、郭则沉举行座谈，对农工党的前途、任务和作用初步交换了意见。当天下午，周恩来邀集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农工党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政党，在革命困难时期作过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胜利之后也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一个革命政党不必害怕自己消灭，但是农工民主党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不应该消极。周恩来的讲话语重心长、肝胆照人，听者无不心悦诚服、感激振奋。代表们反映：从中国实际出发，农工党同共产党风雨同舟数十年，今后也还要同共产党一道奋斗。农工党有责任团结广大的农工党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勉励民主党派要过好战争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使代表们深受鼓舞。
　　会议通过了《宣言》和有关政治、组织和工作的决议。《政治决议》的重点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同志”；“我们即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行动纲领”。《组织决议》的主要点是：“停止吸收党员，发展组织，继续切实进行全国党务整理”。“工人、农民、学生的一切群众组织，应立即鼓励和帮助他们分别参加工会、农会、青年学生团体等全国统一领导的组织，接受统一领导，停止党的组织关系”。
　　会议通过《宣言》，表示“今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应努力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努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为彻底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坚决奋斗，并要团结全党同志，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行自我改造”。

　　二、整顿组织，加强自身学习和改造

　　清理整顿组织

　　建国初期，各民主党派不同程度存在着组织不纯和领导机构不健全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纯洁队伍、健全各级组织，各民主党派都相继召开全国性会议，作出了清理整顿组织的决定。为贯彻农工党“五干会议”精神，纯洁党的队伍，健全组织，农工党成立了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党工作。各地组织在当地解放后即已初步整党的基础上，规定“以《共同纲领》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立场作为团结的基础，以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作为团结的中心”，从思想上到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的工作。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15个省、市和地区以及57个县级组织从1949年底起相继成立整委会，传达了中央“五干会议”精神，做出了整党的具体部署，对党员进行审查。到1950年上半年，各地党员中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在军事部门工作的党员，都分别转移到工会、农会、青年学生团体，转移了组织关系；有部分人被停止党籍和开除党籍。农工党原有党员2万多人，经过整党，到1950年10月整党工作基本结束时核准登记的为1685人。
　　为了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决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农工党中央于1950年9月25日发出《关于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的指示》，要求全党要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进行一次党内整风。决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今后教育全党的方针，以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行《共同纲领》，最后达到社会主义的实现，为全党同志努力的方向；整风的目的是在首先改造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严肃纪律，加强全党的团结；整风要有步骤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12月中央学习指导处创办了《学习通讯》月刊，作为指导全党学习的期刊。各省市组织也分别创办了《京讯》、《沪讯》、《粤讯》、《学习与工作》等类似的期刊。

　　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

　　在组织整顿的基础上，农工党于1951年11月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大会听取了章伯钧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农工党政治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党务、党章、发展组织等决定。在关于组织发展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根据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及经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锻炼，已具备发展组织的必要条件。在农工党六干会议精神指导下，组织发展较快，至1953年初党员总数约增长了一倍，可以说初具规模。
　　

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7月16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通过了《关于加强工作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指示》。特别要求“基层组织必须在当地党政统一领导下，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联系群众，遵纪守法，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为保证完成国家的建设计划和任务，在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向前迈进”。许多地方的基层组织，都加强组织生活，大力推动党员更好地结合机关的中心工作，为国家建设服务并通过业务实践改造思想。
　　中央《学习通讯》也大量刊出辅导资料，解答学习中的问题，帮助和引导学习不断深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选派干部参加由各级政协统一组织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组，到农村、工厂从事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工作。还有一部分负责人由政协统一组织到农村、工厂参观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参加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
　　

三、参加国民经济和人民政权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共同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农工党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到恢复国民经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社会运动中来，在《共同纲领》基础上，为新中国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加恢复国民经济

　　1950年1月10日，农工党发出了《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告全体党员书》，说明实行这个办法，是中央人民政府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的重要措施。号召全体党员坚决拥护，要以身作则，并积极向社会广为宣传，为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献计出力。
　　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农工党于1953年12月15日向全党发出《关于拥护发行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指示》。1954年9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和棉布计划收购的命令》，农工党中央立即响应，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这两项命令既有利于全国人民生活的安定，也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土改法草案》。章伯钧在会上结合农工党创建以来在土改问题上的教训，表示彻底拥护和无条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土改主张。他说：“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改法草案和刘少奇副主席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表示彻底拥护和无条件接受”。6月14日，农工党出席会议的委员章伯钧、黄琪翔、郭冠杰联名提出的《建议民主党派参加土改工作案》获得通过。7月22日，农工党中央工作委员会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党员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实行中国土地革命，是农工党基本的政治主张，为全党同志一贯奋斗的目标”，号召各地党员，“应本着自愿的原则，踊跃地分别参加各地区土改工作”。各地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土地改革都表示拥护，先后有367名党员踊跃报名并被批准到农村参加实际工作。各地参加土改的党员一般都有较好的工作表现，提高了思想觉悟，锻炼了革命意志，加强了阶级观念，体验到群众力量。
　　

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直接威胁我东北边境安全。6月30日，农工党发表了《美帝强盗命运将和希特勒一样》的声明，谴责美国是破坏世界和平和侵略亚洲人民和国家的挑战者。11月4日，由中国共产党领衔，农工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联合发表了《关于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指出：“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农工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做出了《关于抗美援朝的决议》，表示“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接受并完成抗美援朝的光荣任务”。接着发出《关于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的指示》，要求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全党目前的中心工作，大力推动党员踊跃投入参军和捐献运动。1951年7月，我党成立了“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为捐献“中国农工民主党号”飞机1架开展了全党捐献活动。到1951年10月止，全党共捐献2亿多元（旧人民币）和金银首饰、手表及其他贵重衣物等一批实物，其中黄琪翔和夫人郭秀仪慷慨地捐出了西式楼房两座。农工党江西、福建、广西等省有的党员报名并获准参加了志愿军，赴朝作战。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如张云川、李健生等，参加了中央或地方的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章伯钧于25日发表《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加强党的工作》的文章。7月23日，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布了《关于临时学习委员会工作的联合指示》，根据《联合指示》，农工党制定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临时学习委员会组织办法》，并成立了农工党临时学习委员会，组织领导农工党各级机关干部和党员进行“忠诚老实”的学习，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分清了敌我界限，卸下了历史包袱，进一步纯洁了组织。在这次运动中，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的帮助下，农工党终于将出卖邓演达之后隐藏20年之久的陈敬斋捉拿归案，并绳之以法。
　

　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三反”运动中，又发现了一些重大的不法资本家同蜕化分子相勾结的贪污案件，影响极坏。为此，1952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活动。1951年12月27日，农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执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指示各地组织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积极开展工作。1952年2月11日，农工党中央执行局通过了《关于推进并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各地按照《指示》精神，陆续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并采取依靠群众，全面检查，重点突破的办法，推动运动的开展。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很多党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加深了对工人阶级领导的认识，改进了机关风气，克服了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参加国家政权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农工党参加了新政协和人民政府的工作，积极从事人民政权和国家建设，部分党员并担任重要职务。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广大农工党党员，努力和全国人民一道，协助政府做好工作。
　　1953年《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出台后，章伯钧、彭泽民代表我党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在随后的基层普选中，农工党各地组织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推动党员投入到当地的选举中去。有一部分党员因平时工作成绩突出，在群众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当选为各地的人民代表：直辖市的区代表33人，省辖县（市）的代表25人，县（市）辖区的代表22人，镇代表5人。
　　1954年，为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农工党主要负责人参加对“宪法草案”的讨论修改。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农工党有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季方、周谷城等20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彭泽民、季方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农工党中央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的通知》，要求全体党员加强爱国守法观念，尊重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务，进一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解放台湾，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四、拥护和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

　　1956年4月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们党早就发生了合作关系。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人民政府，随后又逐步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今后，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农工党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也给农工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我党于1957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和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务工作的决议》和《政治决议》。《政治决议》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加重了我们的政治责任，为了正确贯彻这一方针，必须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创造性地发挥农工党的作用。本着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应该积极地向共产党提出建议和批评，同时也要主动地虚心接受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监督。
　　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农工党的工作空前活跃。各级组织以进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宣传教育为中心课题，加强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为适应工作需要，中央机关刊物《学习通讯》改为对开报纸《前进报》，于1956年国庆节出版创刊号，文章短小精悍，版面新颖活泼，成为全党同志及所联系的群众互相学习交流、反映意见进行监督的园地，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在沟通群众同有关党政领导之间，发挥了桥梁与助手的作用。通过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党进一步增强了从政治上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为融洽，统一战线出现了民主、活跃、生动的政治局面。
　　

五、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尔后，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批评意见。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6月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帮助共产党整风之举，大大鼓舞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在座谈会上，农工党人士提出了大量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对帮助共产党整风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中共中央多次指出，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批评是诚恳的，正确的，对改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极为有益，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但是，在整风过程中，社会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由共产党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斗争，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迅猛展开。6月，农工党中央成立整风领导委员会，各地组织成立整风领导小组，领导全党开展反右派运动。9月间，中央召开全国整风会议，把反右派斗争推向高潮。由于当时农工党内受“左”的思想影响，对全党的政治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因此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全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1266人。这对于被错误打成右派分子的本人及其家属都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个教训是极为惨痛的。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农工党中央执行局于1958年4月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推选季方代理中央委员会主席。接着，全党各级组织又进行一般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右整风运动虽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但从此全党加深了“听跟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
　　反右整风之后，农工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需要总结、提高和调整，以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1958年，农工党将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干部会议”改为“全国代表大会”，并于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响应中国民主同盟的倡议，同兄弟民主党派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决议。大会强调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加强自我改造，把农工党改造成为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七大”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提出加强党组织和成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具体指明改造的标准、途径和目标，这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实际情况来看，简单地把农工党定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把全体党员一律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结果，影响了广大党员对自我改造的信心，压抑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不利的。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

　　正当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酝酿已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场运动错误地发动之后，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酿成十年灾难性的内乱，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运动来势迅猛、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农工党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随后红卫兵走向社会“造反”、“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党中央机关于8月26日深夜被红卫兵封门，地方各级组织的机关也相继遭到冲击，很多干部和党员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凌辱，肉体上受折磨。接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陷于瓦解，停止活动达十年之久。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并没有被打散，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怀着民主党派。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民主党派还是要的。1969年5月4日，当军代表进驻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时，周恩来给国务院直属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写信叮嘱：要与派到各民主党派的军代表谈谈政策，不要去批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及时召集在京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常委中的民主党派人士，通报了林彪叛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并进行座谈讨论。同年10月，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设立了联合办事机构。
　　1973年10月，叶剑英、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协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名单。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农工党有季方、蒲辅周、吴桓兴等10名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周恩来在重病中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出席大会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庄严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这响亮的声音，给处在极端艰难中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在“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中，农工党的广大党员尽管饱受折磨，但始终坚信共产党，怀念共产党，从未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农工党负责人黄琪翔“文革”中被造反派残酷迫害。他在难以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由夫人郭秀仪从地安门步行到天安门找“首长信箱”投寄，周恩来接信后，立即派人来看望他，并帮助他迁离辛安里农工党机关宿舍。
　　农工党许多党员，有的被批斗下来，整整衣服，擦擦脸，又到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默默工作；有的老中医被迫害致残，仍在家里坚持对患者治病扶伤；有的被下放养猪，伴着猪群在又脏又臭的猪圈里著书立说；有的被打成“特务”，判刑关在牢里，仍然没有放弃对科研的执着追求。“文革”十年，农工党的许多党员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恶劣遭遇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说，在那动乱的十年，最大的痛苦不光是挨斗挨打，而且有对自己的专业欲干不能、欲罢不忍之痛，但我们坚信，乌云终究遮盖不住太阳，共产党是一定能够战胜一切的。
　　“文革”十年，农工党尽管被迫停止了活动，但在共产党的关怀下，终究没有被搞垮。历史表明，农工党同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一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